规定在不直接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情况下，对于实验性、临时性、技术性等事项，以及不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政府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允许地方政府规章自主作出行政管理规范性质的创制性立法。

另外，即便认为广电总局的措辞严厉，这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在履行对社会公共领域中主流价值观和善良风俗的保护责任。以其中的低俗涉性内容为例，这些言论在美国法上被称为淫秽言论，是典型的不受宪法保护的言论。

参见黄明涛：《宪法上的文化权及其限制——对文化家长主义的一种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66-68页。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但并没有相关文献证明修宪者是因为认识到应区分作为主观公权利的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和受益权能才做出修改的，但这一修改确实在客观上使得表达自由条款的规范结构更科学。[6]参见张翔、田伟：《副教授聚众淫乱案判决的合宪性分析》，载王利明主编：《判解研究》2011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9页。其二，其他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事实上，相比其他部门法，这种解释倾向与宪法更若合符节。[1]陈根发：《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载《北方法学》2011年第4期，第67-68页。[69] Vgl. Diethelm Klesczawski, 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 Ein Lehrbuch, Verlage Franz Vahlen München,2016, SS.79-80.[70] 熊樟林：《论行政处罚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25页。

[39]散落的观点背后蕴含着不同的逻辑推理方法。最后，量罚情节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所形成的行为评价不同。其着重于划定当为与不为的界限，背后体现的是对行为合法抑或违法的评价。行政处罚规则划定了社会交往行为的界线。

六、结论至此，从解释论视角来看，在法无明文规定时，通过类推适用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并予以个别化法益权衡，行政处罚豁免的法律漏洞有望得以填补。1996年《行政处罚法》以规范与调试处罚设定权和实施权为主要任务，对行政处罚适用规则的关注较少。

可谴责性的判断需要归结于意志要素，包括个人的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应否豁免处罚，是法益权衡理论在行政处罚法中的集中体现。[63] Vgl. Joachim Bohnert, Jens Bülte, 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 C. H. Beck, München,2016, S.28。仅有的讨论将法律精神与法律价值、法律乃至法治的正当性作相似或相关理解。

 注释:[1]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浙江省紧水滩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龙泉市水利局水利行政管理案涉及行政许可的认定[43]。[71]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第19条。有责性的判断是偏主观的、内部的判断。

[17]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7行终109号行政判决书。一方面，对具备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行为进行豁免，有助于实现行政处罚目的。

除此之外，两者的起因条件和限度条件亦因权衡过程而有所不同。劳东燕：《法益衡量原理的教义学检讨》，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第367-368页。

因法益性阙如阻却违法的事由可囊括被害人承诺、推定的承诺、假定的承诺、自损行为和危险接受。[26] 江必新、夏道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条文解读与法律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10页。早在2017年，国务院即提出包容审慎监管理念。情景一：符合应受行政处罚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67]正当防卫以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为条件，而损害往往以牺牲行政秩序为代价，进而对行政利益造成更广泛的损害，难以满足必要性要件。比照适用旨在贯彻平等原则，既应遵循同则同之的要求，对于具有实质一致性的要件做相同处理。

开放型制定法漏洞的填补或借助类推，或回归制定法所包含的原则，或诉诸事物本质。[72] 劳东燕：《法益衡量原理的教义学检讨》，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第357页。

处罚豁免规则，对于《行政处罚法》是一个亟待填补的制定法漏洞。[11] 曹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草案）〉的说明——1996年3月1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3期，第15-19页。

然而，意识到豁免必要性的学者并未对该漏洞的定位——属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要件漏洞，还是量罚情节漏洞形成定论。有责性判断则是一种偏主观、内部的个别化判断，应置于最后，以保证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判定的效率。

有责性的判断是对行为人是否具有可谴责性的个别化判断。类推、回归制定法原则以及诉诸事物本质三种开放型漏洞的填补路径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影响、互相关联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行为要件是对一般人行动基准的塑造、确认和指引，对行为的定性错误将直接导致公民对行为规范的误解，从而无助于行为要件作用的发挥，无益于处罚目的的实现。此外，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的类型，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比对是一种基于类型基准的判断。

换言之，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是行政处罚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功能的体现。从当前行政处罚裁判实践来看，亦有诸多案件进行了违法阻却判断。

立法论与解释论是讨论法律实践问题的两大视角。[39] 熊樟林：《论行政处罚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19-26页。

行政处罚的豁免规则系行为要件的内容，指向实质违法性判断，本质是法益权衡。事物本质背后掩映着制度目的。

例如，A 公司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二、豁免行政处罚的必要性豁免行政处罚是否必要？沉默说的核心理据在于《行政处罚法》对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欠缺、对行政效率的顾虑和对责任认定的困扰。维护公共秩序是国家的职责，若允许公民扮演警察角色，并无助于公益，反而可能引发公共秩序的混乱。法律解释旨在探究实定法规则的文本意义。

[4]另一种观点持肯定说，主张对违法性阻却事由应予认定，行政处罚得以豁免。这是因为，如上文所述，行政处罚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同样承担着认定行为是否违法，指引公民行动的功能。

该条款旨在确保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的需要，从而赋予上述车辆执行紧急任务时有一定的道路优先通行权和处罚豁免权。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是否成立体现着规范对于行为的好恶。

行政处罚的豁免规则与犯罪构成中的违法阻却规则具有对应性。Vgl. Diethelm Klesczawski, 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 Ein Lehrbuch, Verlage Franz Vahlen München,2016, S.82.[66] 不过当行政秩序以个人利益为载体时，承诺的阻却事由得以成立。